李迅雷：从2011到2021，对两个历史拐点的反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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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结构的变化是经济总量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吗？

从人口维度看，2011年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由升转降的第一年；2021年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突破14%，即步入世界银行定义的步入“深度老龄化”社会。

从经济维度看，2011年是中国GDP增速由升转降的第一年，当年GDP增速从上一年的10.64%降至9.55%，从此开始了超过10年的下行期。

人口结构的变化是经济总量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吗？我们从经历过的事例中能够吸取哪些经验教训？

风起于青蘋之末——地方债反思

2007年是199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的最高点，达到14.23%，名义GDP超过18%。同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，并在次年传导到中国，导致中国外需大幅下降。为应对次贷危机，中国推出超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计划来扩内需，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通过由财政部代理发行的2000亿元地方债券计划。

2009年的地方债主要用于投资，当时的公开数据显示，地方政府72%的债务用于交通运输、市政建设及土地收储。这也表明，地方政府举债是为了配合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。至2010年末，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10.7万亿元，其中约5.1万亿元是2009~2010两年内形成的，约占总额的48%。

2011年，我对于地方债务的过快增长感到担忧，写了一篇文章《昨日推力会否变成明日陷阱》，发现为了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，都采取了地方政府投资大扩张的方式，并为此大规模向银行举债，前一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速达到48%的峰值，后一次达到62%的峰值。